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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我们的“宜昌抗战”(组图)

时间:2018-06-07 16:0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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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晚报讯

记住我们的“宜昌抗战”

记住我们的“宜昌抗战”

记住我们的“宜昌抗战”


  三峡晚报讯

  抗战,是宜昌近代史上的特殊光荣。

  抗战,也是宜昌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英勇奉献。

  为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反映“宜昌抗战”历史,宜昌市委党校、宜昌市政协文史委、湖北益通公司等单位以及广大文史工作者开展了宜昌市最大规模、最大范围的抗战史料收集整理。

  收集整理历时4年,调查宜昌13个县市区以及湖南9个县市,采访宜昌地区抗战老兵等160多人,踏勘抗战遗址遗迹100余处。在海峡两岸、日本等地广泛收集原始资料800余份逾亿字、图片1500余幅。

  前不久,宜昌市政协和中共宜昌市委党校编辑出版了《宜昌抗战史料汇编》,中国抗战史学会、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和宜昌市政协联合召开了“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宜昌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宜昌市政协、三峡晚报联合推出“宜昌抗战”系列报道,以大量珍贵的史料向读者讲述“宜昌抗战”的历史,并通过专家学者的最新史学研究成果还原“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试论“宜昌抗战”

  张海鹏

  1939-1945年期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信阳、南阳、随县、枣阳、襄阳、宜昌、荆州、常德、益阳等地在内的约近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进行了6年的拉锯、抗衡。坚持“宜昌抗战”,东可以威慑日军控制的中心城市武汉,西可以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态势,捍卫陪都重庆安全。

  宜昌一度成为战时全国交通枢纽和重要的战略中转站。早在1938年10月,上海、南京、武汉接连失守后,这三大城市乃至全国各地西迁的重要物资、人员积压宜昌,在40天时间之内,全部安全转运内迁,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抗战”亦是全民族抗战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战场做战略配合的地区之一。宜昌失守后,1940年7月另组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省长,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节恩施(当时的湖北省省会)。为了突出拱卫重庆的重要,蒋介石甚至提出了“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成立了鄂豫皖、鄂豫边、鄂西北及鄂中区党委,在河南南部、湖北和湘西北发动并领导民众抗日,形成了分散的小块的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军,对配合正面战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新四军第五师在襄西地区布置了第十五旅两个团的武装力量,在鄂豫地区布置了大量武装力量,在江汉地区、江湖地区形成了两个敌后根据地。“宜昌抗战”具体体现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领导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两个领导中心独立地发挥作用,相互之间不能取代。这种领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军事上。鄂豫边区、湘鄂西地区(以宜昌地区为中心)的共产党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新四军五师,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还团结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宣传文化的形式,对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形成了高涨的抗战热情,转化成抗日战争的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一地区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并存,是全国抗战大局的缩影。

  把以宜昌为中心的抗战战略态势称为“宜昌抗战”,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以往学术界研究,分别提出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反攻宜昌作战、鄂西大捷、收复宜昌等阶段,这些都是反映历史实际的。这些作战,不同程度上都是以宜昌为中心的。分散研究这些作战,不利于从战略高度纵观华中地区乃至全国抗战大局。现在提出“宜昌抗战”的概念,在宜昌抗战的战略态势下研究武汉失守以后华中地区的抗战态势,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学术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

  “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李亚隆

  正确认识“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宜昌抗战”不仅仅是指在宜昌的抗战,“宜昌抗战”是从战略态势的角度提出的,指的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从1939至1945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湖北、河南、湖南约近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为了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进行6年之久的拉锯、抗衡。“宜昌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宜昌抗战”是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门户。

  从军事上看,“宜昌抗战”是拱卫陪都的战略支点和战役中心。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的战略目标为占领宜昌、控制长江水道、逼降重庆政府。因此,“保卫宜昌”成为华中抗战的主题。此后发生的枣宜会战、反攻宜昌作战、鄂西会战等,不同程度上都是以宜昌为中心的,都贯穿着“拱卫陪都”这个核心,并联动着整个中国战场乃至远东战局。

  从政治上看,“宜昌抗战”坚定了全国抗战的信心。“宜昌抗战”处于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在日军加强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下,“亡国论”、“曲线救国论”泛起,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信心受到严重冲击。“宜昌抗战”坚持6年之久,有效激发了全国抗战信心、有力凝聚了抗日力量。

  宜昌是抗战中少有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战场,抗日英烈、空军英雄高志航安葬在宜昌,空军首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周志开牺牲于宜昌。为了突破“宜昌防线”,日军不顾国际公约,数次使用毒气弹。但即使如此,日军仍未能突破“宜昌防线”,实现以战迫降的战略目的。特别是“鄂西会战”粉碎了日寇自宜昌西窥重庆的图谋,挫败了日军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计划。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来看,“宜昌抗战”促进了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宜昌抗战”之初,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尚未形成,中国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宜昌抗战”因其与陪都安危得失直接关联,成为判断和展示中国抗战决心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受到美苏英等大国高度关注。正是由于“宜昌抗战”所展示的中国抗战精神,成为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力量,使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

  第二,“宜昌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影。“宜昌抗战”既有正面战场又有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分散并牵制了敌军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能力,对保卫重庆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大家对正面战场了解得多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这个地区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难以独立支撑抗战大局的。武汉失守后,共产党成立了鄂豫皖、鄂豫边、鄂西北及鄂中区党委,在河南南部、湖北和湘西北发动并领导民众抗日。

  以宜昌地区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湘鄂西地区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枣宜会战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不遗余力配合友军作战。枣宜会战后,新四军第五师在襄西地区布置了第十五旅两个团的武装力量,在鄂豫地区布置了大量武装力量,在江汉地区、江湖地区形成了两个敌后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效支持了宜昌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特殊党员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开展活动,团结抗日力量,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特殊作用。当时驻防远安的国民党77军军长何基沣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在部队中发展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同作战,有力打击了驻宜日军的嚣张气焰。

  同时,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立宜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宜昌团部、宜昌抗战剧团,利用各种宣传文化的形式,进行抗战政治动员,激发了全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第三,“宜昌抗战”是全民参与的抗战。“宜昌大撤退”是民族力量动员和凝聚的结果。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宜昌成为悬系中国命运“咽喉”,大批人流物流从宜昌涌向重庆。1938年10月这股撤退潮达到顶峰。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进川的100多万吨物资、9万多吨极其珍贵的设备仪器、10多万军政要员、机关附属人员和难以数计的难民拥堵在宜昌。当时长江上游仅剩40多天的中水位运输期,近千公里的川江航道上礁石密布、险滩连连,加上日机昼夜轰炸,情况十分危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坐镇宜昌指挥,宜昌各界全力支援,临时增加3000多名装卸工和850余条民间木船,日夜抢运。虽然民生公司和民船损失巨大,但全部转运任务如期完成,被后人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抗战”的长期坚持是人民群众全力支持的结果。战时的军需保障、崇山峻岭中军事工程的修筑、民众动员等,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宜昌沦陷之后,长江南津关以下航运中断,下行的弹药、汽油、粮食、被服等物资必须在兴山县香溪、宜昌县三斗坪上岸,走陆路运输,由沿线的县、乡、保甲组织民力背夫接力背运。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从香溪经黄粮到保康、老河口,送五战区;二是从香溪经雾渡河到宜昌前线,送六战区;三是从三斗坪经点军、长阳、五峰到湖南,送六、九两个战区。崎岖的山道上,常年奔走着一支支“铁肩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宜昌伤亡32.5万多人,宜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宜昌市政协主席)

  重新评价“宜昌抗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马振犊

  提出独立的“宜昌抗战”的概念,就是要把“宜昌抗战”从淹没于相持阶段战役的概念中突出出来,其有着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一、在抗战中,宜昌的地理位置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宜昌抗战”在抗战全局中具有其别于其他战场的独特性与重要意义。从政治战略与军事地理角度考察,宜昌地区的抵抗作战,具有保卫陪都重庆与西南抗战大后方的战略性关键作用。虽然宜昌城被日军占领,但整个宜昌地区始终没有沦陷,抗战军需仍然通过此地运往前方。而中方在宜昌周围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厮杀,扼制了日军西进威胁重庆的步伐,抗战西南后方的东大门始终坚强拒敌,牢不可破。这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与意义。

  二、“宜昌抗战”是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有力例证,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直接投入“宜昌抗战”,并发动民众抗日,配合正面战场军队的抗日作战,并使之不能继续西进,达成了抗日战略目标。

  三、“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上具有特殊性,体现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典型特征。中国军队在宜昌战场上不断主动出击,呼应湖南作战,使日军首尾不能兼顾。“石牌保卫战”是中国八年抗战少有的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宜昌战场还是抗战时期中国战区少数海陆空一体作战的战场之一,中美空军大显身手,抢夺制空权,有力地打击了日军。

  四、宜昌还是日军犯下战争暴行的典型地区。日军在宜昌地区对中国民众实行“三光”暴行,并进行了最惨烈的毒气战,留下了严重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证。

  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毛磊教授说:“主要发生在鄂西,包括湘西在内的这三场战事,之所以能彪炳史册,最突出的作用是它阻止了日军企图入川的脚步,彻底击碎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梦想,使鄂西成为捍卫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坚实屏障。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日军自此再也没能力突破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指挥的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防线。”有学者将“宜昌抗战”比喻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改变中国亡国命运的关键之战”,此言确实不虚。

  (作者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在宜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宜昌市政协供图

  宜昌作战中的日军化学战

  步平

  日本大本营在结束了武汉作战后,对夺取宜昌有很大的期待,因宜昌距离重庆480公里,是战略上的重要地点。1940年6月12日,由仙台出身的日本军人组成的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曾一度占领宜昌,开始计划在完全占领后,烧毁兵营、破坏交通通信线、炸毁桥梁、烧掉武器弹药及燃料后撤出,因为日本那时拟从战略上削减驻中国的兵力,所以认为现有的兵力不足以确保宜昌,大本营的意见是“不要使夺取宜昌的战斗失败”。但在日军占领之际,正是德军占领巴黎之时,狂热的陆军内部立即激烈反对日军撤出宜昌,于是在7月13日,大本营又发布永久确保宜昌的命令。

  中国军队则确定了夺回宜昌的方针。陈诚指挥的第6军包围了宜昌,从9月28日开始夺回宜昌的战斗。10月2日,蒋介石命令陈诚不惜一切代价三日内夺回宜昌,部队也增加为15个师。中国军队的攻击从10月6日开始,到10日晨2时30分发起总攻。

  此时,守卫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紧急联络第三飞行团长远藤三郎,希望哪怕支援一个小队,而他自己也不得不将宜昌东山台地司令部的卫生兵、勤务兵等预备兵,医院中的轻伤者都派到前线。在意识到将要被歼灭的结局后,他命令烧毁军旗和秘密文件,确定了师团以下军人的自杀场所,拟出了被歼的电报。而就是在这一濒临绝望的时候,他决定冒险使用化学武器以挽回战局。

  日军在宜昌使用化学武器从10月7日开始,持续到11日,是其在华使用化学武器中比较典型的战例,所以也留下了比较多的记载。

  最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的部队是高田山炮兵第19联队(联队长林作二中佐),当时使用了赤弹1500发,黄弹1000发。为了混淆视听,在发射中经常是毒气弹与常规弹混用。当时,中国军队第9、76、55师已经攻占宜昌周围大小据点60余处,部分突入市区,日军依赖东侧高地抵抗。当中国军队抵近时,日军进行了3次化学武器攻击。

  10月10日,36架飞机向宜昌市内投掷炸弹300余枚。日军步兵第103旅团发射了94式轻迫击炮毒剂弹630发,94式山炮毒剂弹89发,毒剂筒1124个。

  中国军队立即发现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10月28日,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情报:10月8、9、10三日,日军在宜昌进行毒气攻击,使用340发毒气弹。毒气弹爆炸后,冒出灰色、白色及橙色烟雾,发出花的香味及腐烂的水果味,风速每秒3米,温度约20摄氏度。被伤害约1350名,其中死亡750人。有的失去意识,或在30分钟内死亡。或出现大水疱,几小时后死亡,或流泪、喷嚏、鼻出血。使用的毒气有催泪瓦斯、呕吐性瓦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合气体。10月29日,中国政府继续报告:日军投下300发毒气炸弹,超过1000发毒气炮弹。

  (作者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日军在宜使用化学武器。宜昌市政协供图

  “宜昌作战”与侵华日军战略调整

  徐勇

  宜昌以其北南陆路、东西水道交通的特殊的地缘条件,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近年史学界概括称之为“宜昌抗战”,很好地突出了这一部战争史的特征。其中1940年的日军战史记载的“宜昌作战”,以其所包含的双方战略角逐的丰富内涵,是为极重要的一章。

  战后中日双方对于该次战役的研究均可谓重视。该次战役在中国学界被纳入“随枣”或“枣宜”会战之一部,同日军战史记载的“宜昌作战”关键词相比较,反映了双方对这一场战役作战所包含的战略意义的评估,具有较大的差异。进一步搜索日军当年作战的相关史料,结合其本身的地缘战略的攻防关系,作出新的分析与思考,显然十分必要。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特别是武汉会战之后,出自航空作战的需要,着力将宜昌打造为航空作战基地。日军明确强调宜昌战略地位,以主力师团加以驻守,作为西进中国大后方的最重要的、能够综合运用空中、水路以及陆路兵力的战略基地。

  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总结1940年宜昌作战要点:1、击破敌军冬季攻势,2、配合对于西南内地的战略攻击,3、配合华北、与华南粤北等地作战,4、要继续关注“共产军”在华北及各日军占领区的活动等等。“宜昌作战”的若干战略特点的分析表明,宜昌作战是双方战略角逐的集中表现:

  1、关于宜昌作战的地位作用的全面评估:日军称之为宜昌作战,可知其观察重点在于宜昌,双方的战场焦点,重心中的重心,兵力精锐主力对比,宜昌作战是双方战略角逐的集中表现。

  2、宜昌战场在抗战史上的战略地位及其作用,植根于其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适应于侵华日军的海(水)空技术条件,中方抗战力量对此估计不足,现今的学术研究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一点。

  3、对于日军战略的分析认识:宜昌攻防战史,表现出日军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对华空中水路以及陆路的全面优势,但在战略指导方面,已经陷于无奈被动之势,攻势亦有迟滞。


  4、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于宜昌战局的关注与指导。国民政府充分估计到了当时的形势变化并作了实质性的实战安排。中国抗日战略自武汉会战后已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但国民政府对于全局形势转换过于乐观、对于彼我力量对比差异估计不足,试图在前期战略防守阶段直接转换于战略攻势,以至于造成宜昌战场等地的挫败。于此观察,结合中共方面的抗战“相持阶段”战略构想,就可以更清楚看出中日双方在宜昌战场的拉锯攻防的战略大势。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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